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喜欢历史书籍的人都知道，清朝有一位鼎鼎大名的贪官——和珅。这个在皇帝身边深得宠信的红人，不仅财富积累令人瞠目结舌，甚至其财富的规模堪比整个国家的国库。无论是明面上公开的贪污，还是暗地里的隐秘交易，都让人难以想象他能积累如此巨大的财富。
和珅能够成为这个历史上著名的贪官，除了有皇帝的支持和庇护，让他能够明目张胆地接受贿赂，还得益于清朝特殊的官员收入制度。这种制度使得地方官员有了可用的财力来行贿，而一些地方的知府年收入竟高达数十万两白银，这样的收入水平足以支撑他们进行大规模的腐败行为。
展开剩余84%自满洲人入关建立清朝后，朝廷延续了部分明朝的官员选拔与考核机制。例如，官员按照职位级别领取俸禄，但相比于历代朝代，清朝官员的俸禄相对较少。康熙帝为了稳固政权，选择对一些官员的收入采取宽容态度，虽然表面上朝廷推行“养廉”政策，实则给了腐败的官场温床，埋下了清朝衰退的隐患。
正因为康熙帝的默许态度，官员的隐性收入渐渐成为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现象，甚至一些官位外的“灰色收入”也被视为常规。民间流传着“肥缺”一词，形容那些有高额收入的职位，甚至有些官员公开标价，分级划定了职位的丰厚与否。根据史料，晚清时期共有215个府衙，其中29个被列为“最要缺”，这些职位由皇帝直接任命，成为了拉拢大臣、安抚心腹的重要手段。
至于为何官员如此渴望敛财，是否真如他们所说需要维持生活开销呢？其实，这一切都源于清朝制度上的弊端。官员的俸禄，除了勉强维持家庭日常生活外，几乎没有其他补贴和福利。而且，随着官位的升高，他们的开销也逐渐增大，尤其是在负责行政、财政、军事等重要职责时，支出更多。更为复杂的是，许多官员还需自掏腰包承担某些公费开支，如外派任务时的邮驿费用，甚至是为皇帝传递政令的相关支出，这些都得由官员自费。
由于如此庞大的开销，很多官员不得不寻找额外收入来源。由于财政空缺，官员们开始通过“变相收费”的方式，逐步培养出一套损害民众利益的陋规。尽管皇帝知道官员们的窘迫，但为了不影响朝廷国库收入，往往选择视而不见。
据悉，清朝大臣曾国藩的年开支曾被估算过，作为两江总督，他每年在外派任务、幕僚费用、行政开支等方面，光这些支出就达到约六万两银子。而他每年收入却只有1.8万两，如何填补这些差额呢？唯一的办法便是向下级索取。
其中，“陋规”变成了日常的一部分。比如，“部费”与“使费”指的是上下级官员之间的一种“交际费”，尤其是在省政府与县衙之间的互动。而“钦差费”更是地方官员对钦差大臣的贿赂费用，这些费用由最初的物品赠送，逐渐变为以银票直接转账，成为了官员之间的“默契”。此外，还有“敬”费，是京城外的官员向京官赠送的各种礼物，包括冬天的“炭敬”与夏天的“冰敬”，这些都是官员互相赠送的润滑剂。
此外，“三节两寿”也是官场中必不可少的礼节。每当春节、端午、中秋等节日，或官员与配偶生日时，必定要给上级官员送上相应礼物。而这些礼物的价值，通常取决于官员的级别和双方关系的亲疏。否则，若未送出礼物或礼品过于简单，就会被视为失礼，甚至可能导致在官场的排挤。
例如，知府这一职位，年收入仅105两银子和105石大米，实在无法应付各种开销。所以，许多知府采取了“浮收”与“勒折”的手段。浮收指的是官员以各种名目，巧妙地从民众手中收取费用；而勒折则是将实物变现，强迫百姓将粮食换成现金交给官员，而这些价格往往高于市场价，差价便成为知府的收入。
这种“灰色收入”带来了极大的财富诱惑，连商人都开始涉足买官这一门生意。浙江一位商人看到做县官能快速致富，于是联合几个朋友共同出资购买官职。三年后，虽然该商人因贪污被革职，但他们已早早回本，且赚得盆满钵满。
这也催生了民间的一句谚语：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。”这句谚语描述的并非知府的廉洁，而是说知府的灰色收入常常达到十万两白银，且这些钱并不需要通过强硬的方式剥削民众，仅仅依靠陋规即可收获丰厚的回报。如果知府管辖的地区涉及税务，那他们的收入更是远远超过十万两。
四川的夔州知府便是一个例子。虽然他的俸银并不多，但得益于夔州的地理优势和商税政策，他的年收入已远远超过了十万两。夔州的通关税为其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，而夔州知府的灰色收入甚至超过了20万两。
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四川，广州、潮州等沿海城市的知府也因地理优势和商业繁荣，积累了可观的灰色收入。当地商贸繁荣，使得这些地方的知府成为了“肥缺”，使得这些地方成为了朝廷的财政支柱。
然而，雍正帝在位时曾对这种现象提出改革，要求将这些灰色收入归公，并将其用于增加官员的正当俸禄。这一改革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一定作用，但由于朝廷官场的利益纠葛，这些收入最终还是变得合法化，并成为了一种惯例。
到了乾隆年间，乾隆皇帝甚至公开表示：“本朝无名臣，也不需要名臣。”，显示出他对朝廷腐败现象的彻底放任。曹振镛曾说过，想要做一个长期官员，就要“多磕头，少说话”，这句话透露出朝廷官场腐化的无奈与现实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清朝的官场风气日益腐化，从上至下，几乎没有一个官员不从其中谋取私利。民间怨声载道，甚至将知府称作“杀人的知府”。陋规从最初的财务不足，逐渐演变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体制，成为清朝社会腐败的源头。
要杜绝这种现象，除了在制度上不断完善，更重要的还是要抑制人心的贪欲。人心一旦没有了贪婪，腐败自然会销声匿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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